在1946年北宁线的破袭战结束后，冀东军区的高层领导，包括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楚离等人，正面临着与战斗结果无关的复杂实务问题，他们需要处理的是兵员和粮草的分配以及敌我态势的分析。虽然战斗获胜，但部队却即将实施缩编，这一决定在军区内部很快引发了激烈的分歧。当时的时局尤为微妙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八路军从各个根据地被派往东北，而国民党军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，迅速向东北增兵，逐步控制了锦州、山海关一带，进一步将冀热辽地区视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。
冀热辽地区面临多股力量交错的局面，北方通向东北，南方牵涉平津，西侧接近承德，谁掌控了此地，谁就能左右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兵员和物资调动。萧克接到命令后负责在该地区组建冀热辽军区，期间参与了承德保卫战等多次作战，这些局部冲突并未因抗战结束而消失。1946年1月，停战协定生效，战场暂时平静，但这只是表象。双方都在重新编组和争夺交通要道，到了6月，国民党军对中原军区发起进攻，全面内战随即爆发，军事压力迅速加大。
在这严峻的背景下，冀东军区却开始进行编制压缩。原本下辖的第12旅和第14旅，各有3个团，缩编后只剩下2个团，每个旅的兵员仅有3000余人。之后，军区的4个旅又被进一步压缩为2个野战旅，其余的兵力则转为地方使用或重新整编。消息传播后，军区的主要干部对此意见不一。司令员詹才芳、参谋长王智涛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等人对缩编表示忧虑，认为在即将到来的严峻斗争中，这样的减员可能难以应对。有的干部甚至质疑，军事决策应该由司令员主导，政委干预编制问题是否合法。
李楚离不仅在冀东军区担任政委，还兼任冀东区党委书记。他所考虑的不仅是战场上的敌我局势，还有根据地民众的生存状况。冀东几年来遭受战乱，土地资源紧张，民众生活艰难，许多村庄都难以养活自己。部队规模越大，粮草消耗也越大，过重的征粮可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，甚至影响到地方的生产。在他看来，首要任务是确保根据地的生存能力，避免军民一同陷入困境。
然而，国民党军在冀东周边集结了大量兵力，地方的保安队伍和地主武装也在不断增加，冀东军区并未置身于真正的和平环境中。此时，军区内部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。几位军事干部开始争论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扩大军队力量，而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削弱部队。对此，李楚离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强调地方的生存同样重要，决策需要综合考虑，他明确表态：“我说了算。”
会议未能达成共识，气氛一度紧张。这场争论并非单纯的军政之争，而是历史背景下两种思路的碰撞：一方面强调集中兵力，扩大武装；另一方面则重视根据地的承载能力与持续供给。两种观点都各有合理性和现实依据，困难也摆在了眼前。形势迅速演变，冀东面临的军事任务明显超出了之前的评估。至1947年春，上级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，再次明确要求冀东加强武装力量，开始重视被压缩的兵员征集和新部队的组建。
在同一阶段，冀热辽军区也扩展为冀察热辽军区，原有的领导分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李楚离后来升任冀东军区副政委和冀东区党委副书记，其工作重点也随之调整。政委那句“我说了算”，并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表达，而是地方责任与战场需求矛盾冲突的历史写照。1949年3月，随着四野部队南下，李楚离告别了冀东，前往广西开展新的工作。围绕缩编还是扩编的论争在战局变化中逐渐得到解决，但这其中涉及的军队、地方、人民与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，远不是简单的“减兵”能够涵盖。
